一条高铁,将贵阳乘火车到昆明的时间从14小时缩短到两小时。惊叹之余,不免对历史上两省的交通坎坷,生出许多回忆……

　　一

　　贵州因为地处西南腹地,历史上便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。虽然地理学上,把同属于中国第二阶地形的云贵两省划在同一个文化圈,但因两省区位以及地形地貌的巨大差异,历史发展轨迹,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
　　在中国交通史上,西南一带一直较中原等地滞后,但贵州的通道地位始终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。先秦之际,周武王为控制疆土,已修建了辐射四方的“周道”。那时的西南地区依然只能靠人行踩出来的小道进行地区交流。尽管如此,战国时期的楚倾襄王已在利用贵州的战略通道地位为自己服务。如果不是这位楚君为两面夹击秦国,派大将庄蹻率领一支部队溯沅水而上进入贵州,以武力灭掉且兰国,迫使夜郎降顺,进抵滇池之滨,之后改服易色自称为王,那历史上或许还不会存在一个滇国。

　　庄蹻入滇,系最早反映云贵交通的史事,可惜相关文献大多语焉不详,后人无法详细绘制出这支军队的进军路线。但伴随着历史的脚步,西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日益紧密,云贵之间的交通状况,也在缓慢而不停地发展与改善。

　　二

　　大体说来,历史上的滇黔交通,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。

　　首先是以盐路、军行之路、少量官道为主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时间特别长,从先秦一直延续到隋唐。

　　贵州是一个不产盐的省区,这是物产上的一种先天不足。为了满足食用需求,古代贵州人不得不从省外将盐运回省内。滇中产盐由来已久,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,汉时已在当地设有盐官。滇盐除本省自产自销外,与邻省调剂的对象主要便是贵州,因此在黔西北、黔西南一带有许多古代的盐路。它们是滇黔两地最早的交通线。

　　秦始皇为将郡县制推及到西南,下令修建了一条从四川,经黔西北至滇西的道路。这条路宽仅5尺(合今3市尺),历史上称之为“五尺道”。五尺道既是历史上贵州的第一条官修之路,也是黔滇修建官路的首创。该路起于四川宜宾,由云南盐津、昭通入贵州,经毕节、威宁,再入云南宣威,终于曲靖,全长两千多里。

　　继秦之后的西汉武帝,为从军事上平定南越,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,曾派郎中将唐蒙修建夜郎道,“数岁,道不通”。之后又派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往探由巴蜀通往身毒的道路,先后会见滇王与夜郎王,因而留下了所谓“夜郎自大”的典故。汉武帝还开通了直抵牂牁江的南夷道,沿途设置邮亭。这些邮亭的设置有利于发展黔滇两地的交通。

　　魏晋时期,诸葛亮分兵三路平定南中,战斗主要在云贵地区展开。鉴于军事行动的需要,蜀军在云贵高原开辟了一些行军道路。诸葛亮的回师路线便是沿今云南晋宁,过曲靖进入贵州,再经黔西北的威宁、赫章,北上返回僰道蜀军大本营的。

　　隋唐之际,隋文帝任命的益州法曹黄荣,曾率兵2000余人,征调大批石工,凿通自戎州(今宜宾)经今威宁、云南曲靖至昆明的道路,即石门道。这条道路修筑艰难,却增强了黔西北与滇东的联系。

　　唐朝时位于黔北的播州,曾与远在西南边陲的南诏,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事。据有关文献载:先是唐大中十三年(859年),南诏军侵犯播州。之后,唐懿宗咸通元年(860年),“九月,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”。南诏占领播州及其与播州的这种关系,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黔滇的交通状况。

　　其次是以茶马古道、驿路、官马大道为主阶段。时间上主要在宋元明清几代。

　　宋明两代,茶马交易形成定制,并日趋兴旺。其时,滇、藏、川的茶马互市十分频繁贵州,在茶马互市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。贵州的茶享誉全国,不少成为贡品；黔西北罗氏鬼国的马与播州马都是两宋政府采购的主要马种。尤其到南宋时,北方马市断绝,川马、广马(广西)、滇马、黔马成为马的主要来源。贵州成为南宋政府买马的主要通道与市场,境内有许多非常活跃的马市云南大理,马、广马都运经这些马市进行转卖。茶马古道成了黔滇两地的主要商业通道。

　　元朝统治时期以今贵阳为中心,大规模兴修通往周边地区的驿路。明初,出于军事需要,进一步加大贵州的驿道整治,最终形成通往四邻省区的五条主要干道,其中的滇黔、川黔滇驿传大道,构成了黔滇交通的骨干。

　　这一时期,黔滇之间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官马大道。这种道路就是由政府出钱修建的“公路”。一般可以并排走两辆马车,平民也可以走。但因云贵地形崎岖,真正能走两车的路不多,大多只能走一辆马车。但已经比被称为径,只能容一个人担担子走的路,宽畅了许多。

　　而这种官马大道出现的时间大多在清末。

　　之后是以近代公路为主服务于社会生活与战争需要的阶段。这一阶段的时间主要在民国时期。

　　贵州因为属于内陆山地省,近代公路的起步远较许多省区晚。1926年桐梓系军阀头目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,首先修建贵阳环城马路,1928年贵阳至安顺、黄果树与贵阳至桐梓的干线公路建成。但直到1936年6月贵州,才开始与邻省举办联运业务。次年9月,包括贵阳至昆明的运输业务开通,由此,黔滇两省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公路运输。但因道路崎岖,人畜力运输仍是重要的运输方式。

　　抗战时期贵州,成为大后方,1938年以后,为适应战局需要,国民政府西南运输机构迁入贵州,将主要运力集中于战事运输。尤其在滇缅公路成为盟军仅有的国际运输通道后,贵阳经昆明至畹町一线,成为接运进出口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。1942年3月,仰光陷落,滇缅公路中断,美军物资和援华物资,都是通过空运至昆明后,再自曲靖接运到贵阳及其他地区。

　　最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从单纯的旧式公路到现代高速公路、铁路、航空,再加水运并举的飞跃发展阶段。

　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余年的努力,黔贵两省的交通实现了从单一的公路,到公路、铁路、航空立体性的转变。从县乡道、省道、国道、高速公路的变化,已经让人眼花缭乱,如今沪昆高铁,的全线贯通,更将这种交通格局又提升到一种全新的层面。

　　三

　　目睹转瞬即达目的地的今日黔滇交通,脑子中不由呈现出史籍中关于明中叶以前贵州,学子背负行李、跋山涉水,艰苦赴云南应试的记述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从唐朝开始推行,但贵州直到明初都没有获准开设科举考点。生员要博取功名,只能“望天门于万里,扼腕而叹息,欲言而不得言”。明嘉靖九年(1530)在京任给事中的思南人田秋在请求准予贵州开设乡试的奏疏中,曾描述了贵州学子赴云南应试的艰难。其中云:“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……盛夏难行,山路险峻,瘴毒浸淫。生儒赴试,其苦最极。中间有贫寒无资金者,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,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,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,往往有之。”如此艰辛的交通行程,是如今乘坐着现代交通工具出差或旅游的人们,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的。

　　沪昆高铁的贯通,让人想起当年湘黔铁路通车时万众欢庆的场景,也唤起了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出差云南,从昆明乘坐伊尔14小飞机飞回贵阳的记忆。当时呆在只有18座的机舱里,已经感觉到是很大的享受,但从乘车出发到昆明机场,候机、登机,再下机出站,由磊庄机场坐车返回市区,前后却也耗费了六七个小时。如今的高铁却只需要两小时,岂非天壤之别。（作者范同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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